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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院校调档线是招生院校为全面考核、择优录取考生,根据教育部的规定,按照文史或理工类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(一般不超过120)调阅考生档案时所形成的最低分数。当院校生源充足时,调阅考生档案数大于或等于招生计划数,院校调档线高于或同于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;生源不足时,调阅考生档案数小于招生计划数,院校调档线同于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。

1964年10月16日下午2时45分,原子弹成功地爆炸了。作者是这样写钱三强的:“研制原子弹的头号功臣钱三强,眼角上挂着晶莹的泪花,自言自语地说,我们的59.6争气弹终于成功了。”作者在此没有多用笔墨,只用几笔白描表达了钱三强成功后的喜悦和激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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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余三定,男,1956年生,湖南岳阳县人,现为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、中文系教授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同时兼任《云梦学刊》主编、湖南师大文艺学硕士生导师、湖南文学学会副会长、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理事等职。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。主要著作有《文坛岳家军论》、《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:当代学者研究》、《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》等,主要编著有《教育文艺作品赏析》、《文学原理》、《文艺鉴赏概论》等。  陈平原曾经专论中国现当代学者的自述文章,他说:“古已有之的‘学者自述’,在20世纪的中国翻新出奇,成为学界与文坛共享的小小时尚”。进入当代(1949年)以后,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,学者基本不再写自述,但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,学者自述开始恢复并逐渐多起来。这些学者的自述能帮助我们走近当代学术大师,让我们从中了解学者的治学历程、治学经验,领略他们的丰富人生、高洁人格,并且从中感受他们独特的文情与诗意。  学者的治学经历、治学特点和经验的总结,让后来者有可能尽早认清学术门径  叙述求学、治学经历,总结治学特点和经验,是一些学者自述的主要着眼点和主要内容。  巴蜀书社从1993年开始陆续出版“学术自传丛书”,其第一批所邀请的范围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老专家为主,如张岱年、蔡尚思、钱仲联等(其中《张岱年学术自传》于1993年11月出版)。每本篇幅在5万字至10万字之间,每本由“学术自传”、“学术年表”、“论著目录”三个部分组成。这批“学术自传丛书”主要围绕着“学术”来叙写,而有意省略了“学术”以外的东西,显得精短凝炼。  《世纪学人自述》(6卷本,高增德、丁东编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)选取了200位20世纪的人文社科学者分别撰写的自述,合在一起,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构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全景图。这些学者在自己所处的学科领域都是一流水平,具有较强的代表性,所以,他们的自述就自然地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,反映了一些学派的基本观点和学理,讲述了他们的师承、交流和治学经验,其学术史方面的价值是非常值得肯定的。该书《内容提要》概括说:“所选学者生于1888-1936年间”,“这些学者的治学领域,涉及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法学等诸多方面,他们的著述接武先哲,启牖后学,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自述中学者们回溯自己与世纪同行的人生经历,历数甘苦备尝的治学道路。因系手口相传,故而弥足珍贵。”该书第一卷收入的《周传儒自述》分为7个部分:一、“时代背景与历史渊源”;二、“幼年教育”;三、“中学时期”;四、“北京师大时期”;五、“清华研究院(国学门)时期”;六、“留学英国剑桥大学、德国柏林大学”;七、“教学三十年”。历史学学者周传儒的求学和治学历程就这样生动地展现出来了。  《学林春秋——著名学者自序集》(张世林编,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第1版),在自述角度和侧重点方面与《世纪学人自述》有所不同,各篇自述的标题都是《我和……》(此如金景芳的是《我和先秦史》,蔡尚思的是《我和中国思想史研究》,张岱年的是《我和中国哲学史研究》,等等),从标题就可见出各位学者的专长和学术成就。每篇自述都述及学者的治学经历、学术师承、治学甘苦、心得体会、学科建设设想等。每篇文章前均有作者近期的生活照片,照片下面是作者亲笔题写的治学格言和作者的生平、工作单位、职称介绍等。比如钟敬文题写的治学格言是:“我们是历史之舟的搭客,同时又是它的划桨人。”刘又辛的治学格言是:“温故而知新则为平庸,不温故而知新则是浅妄。”《光明日报》2004年6月发表书评《真实生动的百年学术回顾》(辛夷)评论该书说:“本书是一部世纪学术史。”,“早在明、清之际,我国最早的、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——《明儒学案》,至今不失其学术价值。或许,一个世纪后,这部《学林春秋》的学术价值,当可与《明儒学案》相媲美。而在眼下,这部学术著作对于莘莘学子了解百年学术史,尽早认清学术门径是大有裨益的。”  丰富的人生经历、人生体验和感悟,展示出学者独特的感受和思考  叙写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,真诚表达人生体验和感悟,显示出其高洁的学者人格,是学者自述的又一重要内容。  《史学家自述——我的史学观》(张艳国主编,武汉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),提出“我的史学观”的命题就非同寻常,因为“文革”结束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,人们讲的“史学观”与“无产阶级世界观”几乎是同一个意思,而这本书提出了“我”的史学观,就意味着史学观和史学家都应该而且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,有自己鲜活的生命和灵动的思维。书中谢本书《走自己的路》一文包括如下九个小标题:“初入史坛”、“恩师引路”、“革命风暴”、“治学三题”;“人物评议”、“爱国研究”、“云南历史”、“军阀与实力派”、“没有结束的话”。熊铁基《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》一文包括如下十个小标题“基础与传统”、“做人与治学”、“历史与现实”、“史论关系”、“博览与精读”、“学问思”、“求实与创新”、“癖与痴”、“勤与巧”、“学无止境”。从上述的小标题即可感受到真正学者的人生、人格和境界。石泉在《我的治学道路与方法》中写道:“弄清历史真相是学习、研究历史的第一步。第二步就是敢于讲真话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,尤其是牵涉到现实问题。但这是一个史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学术品德。中国历史上史官‘秉笔直书’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发扬。”这里强调的是人品与学品的统一。  《我的哲学思想——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》(韩民青、夏永翔主编,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,1998年3月第2版),收入41位当代哲学学者的自述,按作者的年龄顺序编排,第一篇为1909年出生的张岱年写的《分析与综合的统——新综合哲学要旨》,最后一篇为1958年出生的万俊人写的《走向现代伦理——我的学术人生初步》。每篇自述之后都附有论著目录。提出“我的哲学思想”的命题,同样是强调了个性和自由。万俊人文章的开头写道:“卅五人生春秋正值‘而立’与‘不惑’之间。人生的立感惑意与学术的创获阙失奇妙地交错着,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要自我诉述这尚在生长成熟着的人生和学术观念,对于从事道德哲学的后儒学者,多少感到唐突和惶然,谁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我这段孟浪而怯弱的学术思想历程呢?”可以见出,万俊人是将个人的学术自述与人生自述交融在一起的,阅读他的自述,我们可以同时了解他的学术与人生。  《我与中国20世纪》(许明主编,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),收入于光远、徐中玉、金景芳等16位当代著名学者的自述。金景芳的文题是《我与中国二十世纪》,钟敬文的文题是《我与我们的时代、祖国》,蔡尚思的文题是《我与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化界》,于光远的文题是《一个“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”的自述》。钟敬文在文中写道:“知识分子,对于周围的事物,一般是比较敏感的。对于国家、社会的巨大事变,不管他们是自觉地参加进去的,抑或是不自觉地(甚至于不容自主地)被裹卷进去的,那大事件总要在他们的经历上、精神上留下一定的烙印,甚至于斑斑伤痕。”他还说,“在这漫长历史的经历中,总有种种的感受和反应。如果忠实地记录下来,也可算是这时代的伟大史剧中的断片插话吧。”可以说,从诸位学者自述中读者不但可以了解学者的学术、学者所处的时代,而且可以了解学者对时代的感受与思考。  历史深处的神情与风采:学者自述中的“史”与“诗”  陈寅恪在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》中说:“东坡诗云,‘事如春梦了无痕’。但又云,‘九重新扫旧巢痕’。夫九重之旧巢亦梦也。旧巢之旧痕既可扫,则寅恪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,岂可不记耶?”陈平原在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九章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》中引述陈寅恪上段话后,不无感慨地写道:“三十年后拜读遗文,仍能感觉到先生沉入历史深处时的神情与风采——那定然是充满惆怅而又洋溢着欢乐的时光。在某种意义上说,追忆往事,乃阅历丰富者‘自我娱乐’的最佳手段。”陈平原还说:“对于具有诗人气质的学者来说,自述乃留住春梦的唯一策略。”,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,不少学者的自述写得文情并茂,很好地做到了“史”与“诗”的统一,具有独特的艺术魄力。读者可以当作优美的传记文学和优美的散文来读,从中获得真正的阅读快乐和审美快乐。  陈平原的散文随笔集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(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)在“四十自述”的栏目里收有几篇与“自述”有关的文章,大多是一些著作的自序,而非严格意义的“自述”,可以说是准“自述”。这些文章写得真挚诚恳,轻松自如,学识、哲理、才情融为一体,特别有感染力。我们来看《“四十”与“自序”》中的一段:“等到‘四十’真的擦身而过,再也无缘相会,方才懊悔没有抓住时机,留下生命的足迹。于是检点文稿,找来几篇能大致表现这‘四十初度’心境者,略加修饰,汇成一编,也算一种自我纪念。”我们再看《四十而惑》中的一段:“面对‘生有涯而知无涯’这永恒的矛盾,我的策略来自鲁迅的《过客》。不管前面是坟场,还是鲜花,既然‘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,叫唤我’,那我就只好往前走。”这样的文章,无疑是值得我们仔细阅读、反复品味的。  王富仁的《说说我自己——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》(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)中的首篇《说说我自己》也是一篇准“自述”,与陈平原的风格相比,另是一种笔调。文中写道:“我们这一代人是无颜谈学问的。我能认认真真地读书是在初中毕业之前。1958年大跃进,1959年到1962年饿肚子,1963年背了一年俄语单词,1964年搞社教,面上的;1965年仍然搞社教,点上的;1966年‘文化大革命’,一气‘革’了10年。但在‘文化大革命’结束之后,缺的就是搞学问的人,于是我就成了一个补缺的人。对于我,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别的干不了,只好来干这一行。”诙谐幽默内蕴其中,既给读者带来轻松的快乐,又给读者留下难以忘怀的淡淡的苦涩。  冯友兰的《三松堂自序》(有三联书店1984年12月版和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等)、季羡林的《学海泛槎——季羡林自述》(华艺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)等书,是精确意义上的学者自述,他们的自述如同他们的学问,其文笔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,其行文如山泉之自然流淌,不喧哗,不雕琢,自有其沁人心脾之妙用。  《中国教育报》2006年6月29日第11版

责编 左移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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